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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时间:2014-07-16

刑事和解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黄陵法院:  冯霞  杨李静

        内容摘要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和模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观,降低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最大限度弥补国家与社会对受害人保障上的不足,客观上促进了加害人的认罪悔过、改过自新,在一定程序上抚慰了被害方的心灵,弥补了相应的物质损失,对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取得了较好成效,同时对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我们同时应看到,刑事和解制度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尚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情形,应引起重视。本文将从审判实践出发,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阐明刑事和解的基本含义、立法背景及现实意义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刑事和解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  刑事和解  问题  对策

正文:    

        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国家专门机关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认可后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恢复性、平和式的解决刑事案件方式,相对于传统的破坏性、武断式的解决刑事案件方式,具有无可比拟的积极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什么是刑事和解

        (一)刑事和解的含义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法学的创举,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它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市首次将“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引入美国。自此,该和解方案迅速传遍了整个美国和欧洲。到目前为止,世界已拥有1200多个“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项目,其中美国和欧洲占75%。

        刑事和解是西方三十多年来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改革尝试,它一改传统刑事司法中以国家为本位,强调国家对犯罪人行使刑罚来对犯罪人进行矫正的刑事司法理论,主张对受害人权利的关注,它为刑事司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理念。通过主动的与受害人进行沟通,加害人以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赢得受害人的谅解,而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并予以认真履行。通过刑事和解,能较好的使国家、加害人、受害人的利益得以均衡。

        在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第二章第277至279条对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进行了专门规定,按照法律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纳入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对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二)刑事和解的立法背景

        刑事诉讼法修正前,虽然不少地方司法机关都发布了当地有关轻罪刑事和解的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颁布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颁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颁布的《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也都对有关轻罪刑事和解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是仔细考察或审读却发现,不管是各地司法机关在轻罪刑事和解中所采取的做法,还是最高司法机关、地方司法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其中不少实际上都是没有法律依据或与当时的法律规定相违背的。所以从法治主义的基本要求来看,中国以往司法实践中所试行的刑事和解确实存在合法性问题。故此,需要在刑事立法中对刑事和解问题予以明文规定,使其上升为正式的法律制度。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明确规定,正是契合这种要求的具体体现。其表明,刑事和解在中国从此将进入制度化的建构阶段。

        (三)刑事和解的现实意义

        1、刑事和解有利于被害人利益的恢复。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被害人通常处于被动的地位,导致其被加害人侵害的利益往往得不到相对理想的赔偿。而在刑事和解中,以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被害人往往起主导地位。其在与加害人直接协商的过程中,内心的诉求得到了充分的诉说,这有利于平复期内心因被害造成的创伤,其内心的仇恨也因此得到减轻。加害人的认罪与道歉会使被害人的心理得到慰藉,加害人的赔偿会使被害人因加害行为造成的损失得到有效充分的赔偿。

       2、刑事和解有利于恢复加害人的利益。刑事和解的实现,将会使加害人免于刑事追诉或得到从轻、减轻处罚。这就使得满足一定条件的加害人早日脱离刑事诉讼或刑事处罚之苦,早日回归社会,回归正常生活。犯轻罪的加害人通过刑事和解,往往能得到免于刑事追诉。这就使其免于贴上罪犯的“标签”。事实表明,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哪怕是较轻的刑事处罚,在其回归社会后,往往容易受到歧视。而通过刑事和解,能在很多程度上减少此种不良的影响,有利于实现轻罪加害人的再社会化。

       3、通过刑事和解有利于社会利益的恢复。刑事和解的两大核心内容是:加害人认罪并赔偿和减免加害人的刑事处罚。进行刑事诉讼,无论对被害人还是对加害人,都是一件难熬的历程,更不利于社会利益。因为刑事诉讼程序不仅仅会耗费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时间与财富,同时也会耗费大量的社会财富。而通过刑事和解,则能减免这方面的社会财富的消耗。

        4、刑事和解有利于提高解决刑事纠纷的效率与效益。刑事和解是在基本查明案件事实的条件下实施的,这使得刑事纠纷并没有经历整个复杂的刑事诉讼程序。这就节省了大量的司法资源。通过刑事和解,案件往往不必经历漫长的诉讼,这不仅有利于加害人和被害人,也大大提高了刑事纠纷解决的效率,并能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刑事和解也符合我国力求的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通过刑事和解,即使最终不能使被害人免于追诉,也能减少对案件进行侦查、起诉、判决和执行环节的耗费。

        二、刑事和解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设“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一章标志着刑事和解理念正式开启了其制度化的构建之旅,但是,由于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目前尚处于初期阶段,问题在所难免。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在审判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法修正前,除自诉案件外,各地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在具体适用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类型上存在着重大差异。例如,有的仅将刑事和解适用轻伤害、交通肇事案件上,有的将刑事和解适用于因邻里纠纷、家庭纠纷、经济纠纷等各种原因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和交通肇事等案件上,有的对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案件适用刑事和解,而有的则明文规定对这两种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如此等等,可谓是千差万别。不仅是在实践中,就是在理论界,对刑事和解可以适用的案件类型也存在重大分歧。例如,有的认为刑事和解适用于仅涉及私人法益的犯罪,对于交通肇事案件也不能适用刑事和解,而有的认为刑事和解的适用不应局限于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案件。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实际上对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分别规定了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类型。依据规定,故意犯罪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类型限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这两类犯罪。而过失犯罪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类型是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其他所有犯罪。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并不科学和合理。不应该单纯把案件种类作为是否进行和解的依据,属于规定种类的不一定适用于和解,而不属于规定种类的也不一定不适用和解,举例说明,合同诈骗罪虽属于刑法分则中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但其实际上主要是侵犯他人财产权利的犯罪,笔者以为,在一定条件下,合同诈骗罪也是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由此可见,是否适用和解的关键因素应当是加害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二)适用方式

        审判实践中,关于刑事和解的启动方式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的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当事人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主持双方当事人协商以达成和解。根据案件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人民调解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当事人亲友等参与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这一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一些故意伤害致人轻伤和交通肇事案件、危险驾驶案件等如果适用刑事和解程序会大幅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但是由于缺乏明确可行的法律依据和操作规范,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大多数当事人和法官选择适用的是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由于我国千年的传统文化影响,法律惯性思维长期存留,一些司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缺乏正确的司法目的观和功能观,“重惩治、轻人权保障”,“重实体、轻程序”等一些观念和做法根深蒂固,尤其是对依法从宽心存顾虑,担心失之过宽会放纵犯罪,会导致打击不力,从而不敢从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抗、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在办案中依法运用宽缓的刑事政策及刑事和解制度。其次,上级部门在制定相关执法考评办法时,部分考评标准不科学、不合理,客观上很大程度地阻碍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

       (三)适用后果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279条中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依照这一规定,刑事和解多数情况下还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是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才能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实际上意味着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对刑事和解制度作了明确规定,但是就和解以后的法律后果而言,其在制度化后和制度化前并无差别。因为在刑事和解制度化前,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刑事和解案件,也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除此以外的其他刑事和解案件,也可以以具备酌定从宽情节为由从宽处理。从这一点而言,刑事和解制度化还是非制度化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意义上的差别。所以无法从根本上体现刑事和解这一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优越性,从而无法达到立法机关将这一先进理念引入刑事诉讼法想要实现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针对刑事和解在审判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合理界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从立法本意出发,首先,可以肯定,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适用刑事和解。能够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必须有直接、具体的被害人。刑事和解由于是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沟通和协商,所以没有直接、具体的被害人的案件,显然是不能适用刑事和解的。其次,有直接、具体被害人的案件,也不是所有的都可以适用刑事和解。有些犯罪在侵犯直接被害人的人身、财产权利的同时,也严重危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对于这种涉公利益案件,显然不能只考虑直接被害人的权益保护而不顾及国家、社会利益的保护,由被害人与加害人进行刑事和解。

        基于如上分析和考虑,笔者认为,即使是故意犯罪,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也不应局限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这两类犯罪中。对于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法律可以对其适用不同的刑事和解刑期界限,但不应对其进行适用刑事和解案件类型的不同限制。相对而言,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颁布的《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对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限制和规定更为科学和合理。[1]法律可以借鉴该《意见》之规定方式和规定内容,采用排除的方式规定对如下类型的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1)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案件。像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都属于这种情况。(2)职务犯罪案件(私营独资公司、企业的人员所实施的职务犯罪应除外)。像贪污贿赂罪、渎职罪都属于这类情况。(3)侵犯到不特定多数人合法权益的案件。这一规定属于兜底性的排除性条款,但具有很大的弹性。依据这一规定,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秩序管理秩序罪中的一些犯罪,都可以根据案件是否侵犯到不特定多数人的合法权益末裁量是否具体适用刑事和解。

       (二)细化适用刑事和解相关规定,增强可操作性。为了更好地实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目的,有效降低刑事诉讼成本,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在最大范围内均衡加害人、受害人以及社会三方面利益,就应当在现有的法律规定基础上,对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与审查、适用主体、适用方式、赔偿标准、和解期限、和解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内容、效力以及违反和解协议的惩罚与救济、刑事和解监督等方面做出详细并且可操作性较强的规定。此外,在司法实践中,还应积极建立暂缓起诉、缓期宣告、保护观察等制度做为刑事和解制度法律效力的一种制度救济,否则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三)在实体法中增加关于刑事和解的制度设定和规定。刑事和解不仅仅涉及程序问题,也涉及实体问题。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决定了刑事诉讼法所建构的刑事和解制度必须以刑法有关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规定为基础。而当前刑法中对刑事和解并无相应的制度设计和规定,刑法中可以为刑事和解不追究刑事责任提供依据和支撑的,只有第37条所规定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这一规定。这表明,刑事和解制度的科学建设非刑事诉讼法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刑法对刑事和解所涉及的实体问题也应作出明确的规定。具体而言,在确定了刑事和解可以适用的案件类型的基础上,可以在刑法中明确规定,以加害人实施犯罪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法定刑期等为依据,对依法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并按约履行义务的加害人免予刑事处罚或处以非监禁刑。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应当严格把关,避免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

结语:

        目前,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制度化构建尚处于初步阶段,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但是,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司法人员理念和素质的不断提高、刑事和解制度会越来越趋于成熟和理性,与之相应,它的优越性也会逐步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与肯定。

        参考文献:[1]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颁布的《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以下案件不能适用该意见:1.严重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犯罪案件;2.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3.侵害不特定多数人合法权益的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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