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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权行使方式问题研究

时间:2014-07-02

解除权行使方式问题研究

                                                                                    ----黄陵县人民法院     张妍

         为维护市场交易的稳定性,《合同法》奉行合同严守原则,强调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不得擅自解除或变更合同。然而,由于主客观情况的变化,仍旧固守合同只会成为双方或一方当事人的负累时,让合同提前消灭,并妥善处理有关事宜,更符合市场经济社会所倡导的效率及利益原则,合同解除制度便应运而生。在合同解除制度中,以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为必要的合同解除在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有学说直接将不以解除权为存在必要的协议解除排除在解除概念之外)。解除权行使的直接法律后果是导致当事人之间合同关系的提前终结,其功能在于非违约方“合同义务的解放”、“交易自由的回复”及违约方“合同利益的剥夺”。

        解除权行使的方式是解除权行使制度的核心。依据各国学理通说及立法模式,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存在通知解除、诉讼解除和自动解除三种立法例。然而,我国《合同法》仅在第96条规定了“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通知解除模式。这种规定看似使得解除权行使的方式简单明确,但立法上的缺陷在学术界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学术界关于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研究探索从未间断,但其探讨多侧重理论层面,对事务性问题讨论不多;司法实践中,合同解除原本是关系当事人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但法律规定的严重缺陷使得案件处理缺乏切实可行的统一标准,实务界关于此类案件处理方式混乱,严重影响审判权威性。因此,有必要对合同解除制度中解除权行使方式问题进行理论和实务层面的探讨与梳理,以加深对合同解除制度的理解和认识,以期对今后的审判事务工作有所帮助。

        一、通知解除方式

        通知解除方式是我国现行《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唯一方式。在司法实践中,通知解除模式下存在争议的问题主要是围绕催告程序。我国现行的以通知解除方式为核心的合同解除制度框架体系内出现了两处催告。《合同法》第94条中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95条第二款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这两种催告程序因适用主体、适用情形及引起的法律后果等方面的不同,而具有本质差别:

         第一,适用主体不同。94条之催告适用于守约方,针对违约债务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况;在相同的违约情形下,95条之催告则适用于违约方即解除权相对人(笔者同意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违约方不享有解除权。在违约情形下,解除权应由守约方享有。具体理由不再赘述)。

        第二,适用情形不同。94条之催告适用于债务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95条之催告则适用于解除权人没有及时行使解除权的情形。

        第三,引起的法律后果不同。依94条之规定催告后,如果债务人未按照合理期限履行主要债务的话,就会引起债权人即守约方解除权的产生;在95条之情形下,解除权相对人催告后,解除权人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该权利的,该解除权消灭。

        可以说,迟延履行催告在94条第三款所规定的情形中是解除权产生和行使的要素。而在95条规定的特定情形下,催告则有可能引发解除权的消灭。本部分所探讨的催告则是仅针对94条第三款规定的迟延履行情形下的催告。

         (一)迟延履行催告的形式

        在当事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法定解除情形下,守约方的催告是其解除权产生与行使的前提。但关于催告的形式,我国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催告最好采用载明宽限期的书面形式,电话、传真、口头告知等符合催告本质的其他形式也未尝不可。存在争议的是,在债权人从未向违约方发出催告而径直通知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情形下,能否将此类解除合同的通知视为催告,此后守约方诉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时,裁判机构确认该合同已被解除?

        肯定说从效率原则的角度出发,认为将直接解除合同的通知作为催告的表现形式有利于保护守约方;且解除合同的通知实质上包含了催告所具有的督促履行与意欲解除这两方面的含义了。笔者持相反观点。其一,履行迟延情形下的催告与解除合同的通知含义、性质完全不同。催告虽具有督促履行及意欲解除两方面的含义,但实质上是以意欲解除合同为借口来督促违约方履行债务,其侧重于督促履行。而解除合同的通知则是债权人不愿再将合同继续进行的意思表示,其侧重于解除合同所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肯定说所认为的通知实质具有催告两方面意思的说法实属牵强;其二,用解除合同的通知代替催告,使得原本留给违约方弥补过错、履行债务的合理期限被剥夺,在将违约方一棍子打死的同时,于守约方也是无益的。《法国民法典》对于解除权的行使方式采取诉讼模式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由法院审查合同解除的情况,看给予违约方以宽限期补救履行其义务是否合适。如没有给予合适的宽限期,法院往往对解除合同的请求不予准许;[1]其三,解除权发生的理论基础是根本违约的效果主义标准,即是将违约后果与合同目的实现相结合,以此作为判断违约严重性的依据。合同解除涉及合同严守原则及合同严肃性的遵守与维护,是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时不得已的做法。因而,立法对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做了严格的限定,如果允许当事人随意变动,则无法实现立法的初衷。在迟延履行情形下,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催告程序,是法的公平性的要求。

        (二)迟延履行催告的合理期限

        守约方对违约方进行迟延履行催告时所给予的合理期限由于欠缺法律的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很容易引起争议。在合同解除涉诉的情况下,合理期限内容的填充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需要法官根据个案进行价值判断,无法得出一个统一具体的答案。笔者认同薛文成法官的观点,法官在进行价值判断时,不能僵化的认为“期限”必须是经过一段时间,无论何种情形,都确定几天甚至几个月以上才为“期限”。法官应当结合合同自身的性质、履行期限的紧迫性、履行迟延后双方损失的大小等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不可机械的划定“期限”。

       (三)排除催告特约的效力

        当事人双方以合同约定排除迟延履行催告,守约方可否依约径直解除合同是催告程序中存在争议的另一问题。崔建远教授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几种思路,一种是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其他国家关于此问题的做法,进而得出我国应当采取何种观点;一种是须判断《合同法》第94条第三款规定是否为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即判断该法律是否调整社会公共利益;还有一种则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合同解除制度设立的初衷及交易习惯,结合案情综合考虑多项因素进行判断[2]

        笔者试图通过探讨约定解除条件与法定解除条件之间的关系来解决上述问题。约定解除场合,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是解除权产生的基础,其旨在对法定解除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进行补充、修改或缓和,并使双方当事人对于解除权行使的相关问题进一步明确[3]。意思自治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在约定解除场合,只要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解除条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即合法有效且排斥法定解除条件的适用(需强调的是,《合同法》96条关于解除权行使方式的法律规定属强制性规范,约定解除不可排除法定解除权行使方式的适用)。对于上述问题,如果双方签订的合同与公共利益无关,不经催告直接解除合同不会损害公共利益,则可以不经催告而直接解除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自会从自身利益出发,结合合同性质综合考虑,法律无法对其统一评价。

        二、诉讼解除方式                   

        (一)解除权的行使采取诉讼方式的必要性

       依据各国学理通说及立法模式,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存在诉讼解除、通知解除和自动解除三种立法例[4]。而我国现行法对于解除权行使方式仅规定了通知解除模式,这种立法缺陷使得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对解除权行使是否可以采取诉讼模式存在较大分歧。笔者认为,解除权人通过诉讼方式行使解除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理由如下:

        第一,从比较法角度来看,上文所介绍的各国解除权行使立法模式中,法国采诉讼解除模式,自不必多说。采用通知解除模式的德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等,其立法及司法实践的通说和做法均认可解除权行使以诉讼方式进行。例如,《德国民法典》第349条规定,意思表示原则上不受方式的约束,得依裁判上或裁判外为之。[5]日本学界通说认为,基于解除的恢复原状与损害赔偿的请求之诉解除契约或单纯通过提起诉讼解除契约,都是允许的。台湾地区民法第258条第一项的规定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第二,否定说以解除权的性质是形成权为由,认为采取诉讼外通知的方式行使解除权,符合解除权作为形成权性质的常态。形成权属私力救济权,其实现不需要向法院起诉,也无需强制执行,一般由权利人直接向对方为意思表示即可生效。因此,否定说的观点本身并无不妥。但建立在形成权基础上的给付请求权则需要强制执行,仍需借助法院等裁判机构才能实现。形成权的效力是请求权实现的前提,故裁判机构有必要对形成权成立与否进行审查。合同解除在产生原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消灭、原合同当事人免于履行合同义务的确认力价值的同时,还产生了返还、赔偿等动态的执行力价值[6]。解除权人为弥补违约方对其造成的损失,实现返还或赔偿的请求权,仍需诉诸于法院。法院仍要对其解除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以确定其返还或赔偿请求可否得到支持。因此,如果一味以解除权的形成权性质来排斥诉讼模式的采用,与保护守约方利益、惩罚违约方的立法初衷是相悖的。

         第三,《合同法》96条赋予解除权相对方对解除合同的效力向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提出异议的权利。异议权是对抗解除权的权利,这也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体现[7]。诉讼是异议权行使的唯一途径,如果否定解除权采用诉讼的方式行使,就会违背解除权制度设立的初衷。解除权人通知相对方解除合同后,相对方不置可否或虽有异议却不向裁判机构诉求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使合同效力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解除权人进退维谷且无法依诉讼方式行使解除权获得相对方返还或赔偿的给付,进一步扩大了守约方的损失。解除权制度的合法性依据在于公平,其在赋予相对方以诉讼方式行使异议权的同时,也应将解除权人的解除权置于诉讼模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毕竟守约方才是法律制度所倾向保护的对象。

        (二)诉讼解除方式中通知的认定

        在解除权采用诉讼模式行使的情形下,符合法律规定的做法是解除权人先行通知、再诉请法院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然而,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许多解除权人未经通知径直向人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的情况,这种做法是否可行司法及实务界都存在很大的争议。笔者赞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解除权人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在合同解除法律制度体系中,通知的本质是解除权人向合同相对人发出意思表示,要求解除合同。我国合同法对于通知的形式并未做明确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最好采用书面的形式且必须针对特定的相对人发出。其他方式如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只要符合通知向相对人发出解除合同意思表示的本质的,也应允许。解除权人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时,法院应依照《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向合同相对人送达起诉状副本,解除权人要求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也就通过法院的送达一并发出了。这种方式符合通知的本质要求,与一般的书面通知方式所要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因此,解除权人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

         需要强调的是,在《合同法》第96条“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的规定中,虽无法以“应当”一词排除解除权行使采取诉讼模式,但仍应注意法律对诉讼外通知方式的提倡。相比于诉讼解除的滞后性带来的合同关系的不稳定状态及不经济引起的司法资源及诉讼成本的浪费[8],诉讼外通知解除的方式是极其便捷而有效的救济手段。总之,尽管解除权人不经通知直接请求法院解除合同的做法是合乎法理规范的,但不代表上述做法应被过度提倡,应更多的引导当事人通过私力救济解决问题。

        (三)诉讼前未通知解除方式中法院裁判的性质

       《合同法》第96条第一款还存在的问题是,如果允许权利人不经通知,直接向法院起诉主张“请求法院解除合同”,那么法院是应依职权仅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还是由法院自己来解除原、被告间的合同?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仍需从解除权的形成权性质来考虑,形成权的行使仅需权利人直接的意思表示即可发生效力,其实现无需向法院起诉,也无需强制力保证实施,属于私力救济权。之所以允许以诉讼方式行使解除权,是为解决建立在解除权基础之上的请求权的实现问题,也是考虑到有些解除权的行使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影响巨大,需借助公力救济,以最大限度的维护交易安全。但不能因为公权力的介入而改变解除权原有的形成权性质。因此,法院应依职权“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而不是“解除原、被告间的合同”。

        (四)诉讼前未通知解除情形下合同解除的生效时间

         关于诉讼前未通知解除情形下合同解除的生效时间,理论界及实务界存在很大的分歧。主要观点有三:第一种认为应从起诉之日起算;第二种认为应从判决生效起计算;第三种认为应从起诉状副本送达相对人时起算。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即从起诉状副本送达当事人时起算。理由有:

         第一,之所以允许当事人未经通知直接诉至法院行使解除权,并非在诉讼模式下免除了解除权人通知的义务,而是法院将起诉状副本送达合同相对人时,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也一并送达了。这与通常书面通知所达到的效果基本一致。在诉讼解除模式中,合同法96条所规定的“通知到达即解除”的方式,体现为合同自法院将起诉状副本送达相对方时解除。

        第二,合同解除从判决生效之日起算的说法与法院裁判的性质相悖。在合同解除纠纷中,法院裁判的性质仅是确认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效力,其职能仅仅是依职权审查当事人是否享有解除权以及当事人是否合法的行使了解除权,法院无权代替当事人做出合同解除与否的决定。

        第三,合同解除的生效时间自起诉状副本送达时起算,不会对之后的损害赔偿数额产生影响。我国《合同法》97条关于合同解除后果的规定中,当事人可根据合同性质和履行情况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我国的合同解除是采用法国的违约损害赔偿模式,并非以合同解除的时间作为损害赔偿数额的起算日的,其赔偿数额与合同解除时间的早晚无关。可以说,合同解除生效时间的起算与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性。

        三、自动解除方式

        (一)自动解除应为解除权行使方式之一

        依据学界通说,解除权的行使方式除通知解除模式和司法解除模式外,还存在不以当事人意思表示或法院裁判为必要的第三种解除模式,即自动解除模式。然而,我国理论界仍有学者认为,自动解除不是解除权行使方式,其应属于附条件法律行为或合同效力终止的范畴[9]。笔者赞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自动解除应为解除权行使方式之一。理由如下:1、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德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均采纳自动解除为合同解除模式的观点。例如,1964年《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公约》中所规定的“自动失效原则”。《欧洲合同法原则》第9.303条第4款中关于“因完全的和永久的障碍而自障碍产生时,合同自动解除而无需通知”的规定等;2、从自动解除模式本身来看,自动解除模式因其方便快捷性而有利于提高解决争端的效率。在设立明确的风险负担规则的背景下,适用自动解除模式使得责任的有无及风险的分配明确具体,合同消灭的时间与范围也清楚明显。诚然,自动解除模式确实也存在缺乏权利外观、方式过于随意等方面的缺陷,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自动解除作为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积极意义。

        (二)自动解除方式在我国的适用

        有学者以《合同法》118条中“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的规定排除通知解除模式在不可抗力情形下解除合同的适用,认为通过自动解除的方式结束合同关系更符合效率及经济原则[10]。笔者认为,在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解除权人适用通知解除方式行使解除权更为合理。

         首先,现行《合同法》关于不可抗力情形下的解除权行使问题是对我国原有法律的继受,符合我国一脉相承的立法传统。在已废止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以及《技术合同法》中,不可抗力作为法定解除事由就已经被明文规定;其次,适用自动解除模式解决不可抗力引起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问题,在我国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支持。采用自动解除模式解除合同的前提是已经设立了明确的风险负担规则,这样当事人间的风险负担才会自动分配,合同解除效果才能真正发挥。而我国目前尚未设立这一制度,盲目采用自动解除模式解除合同只会适得其反;再次,当事人行使解除权能够明确合同解除的具体界限,避免自动解除无迹可寻的外观缺陷。双方当事人能够互通情况,积极采取措施救济损失,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机会和条件。这样的制度设计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更有利于实现合同解除的价值目的和功能;最后,《合同法》第118条中“通知”的含义是指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违约方向守约方发出的,旨在告知守约方合同履行因不可抗力而受到影响的情况。而行使解除权时的“通知”则是守约方向违约方发出的,意在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解除权是否行使是守约方的权利,不应因违约方发出的不可抗力通知而剥夺。这两个“通知”所起的作用与含义截然不同,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

        从罗马法强调必须严守契约到法国民法典中首次承认合同解除制度,合同解除制度产生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变革的时代。当合同履行过程出现障碍,继续严守合同,不但无法获得期待利益反而会使守约方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为了将守约方从履行障碍合同的桎锢中解脱出来,维护合法利益的实现与获得,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合同解除制度应运而生。而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是合同解除制度的核心与重点,解除权行使方式的明确是保证合同解除制度得以发挥其功能与目的的前提和基础。法律制度功能的实现需要合理充分的法律条文构架保障其实施。为保障解除权的有效行使,完善解除权行使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是当务之急。此外,司法实务部门也应充分贯彻理解解除制度设立的内涵与精神,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以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为准绳,正确处理具体案件,以保障合同解除制度真正有效的贯彻实施,发挥其保障守约方、惩罚违约方的立法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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