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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时间:2014-07-02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在目前的民事案件中占有较大的比例,此类案件的处理,涉及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到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和办案的公正性。黄陵县人民法院2012年度和2013年度的民事案件总数1284件,机动车交通事故类案件达460余件,占总案件数量的36%,虽然这些案件都得到了合法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有效化解,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辖区社会稳定。但是,在这些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存在许多难以统一的问题和尺度,出现了误工费、交通费、伤残赔偿金、受害人身份、鉴定结论合法性确认等方面认定标准不一致等情况,也出现了与其他兄弟法院不一致的裁判结果。这种同案不同判的情形,造成了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执法的疑虑和困惑,也影响到了人民法院公正执法的法律形象,给人民法院的执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误工费、交通费等标准不一致。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误工费作了明确的界定,即“受害人员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在现实中,不同人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职业,他们的收入是不均衡的,也是不统一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受害人的误工费和上述内容有直接的联系。受害人因交通事故收到伤害之后,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即涉及到他们的误工费问题。对于有工作单位的人员或者有固定收入的人员,他们的误工费是比较容易计算的,也是比较容易把握的,只要他们在交通事故中住院治疗,出院修养等期间单位不扣发他们的工资,他们虽然误工了,但收入并没有减少,人民法院可以不考虑他们的误工费。如果他们因住院治疗,出院修养等期间单位扣发了工资,他们的误工费按照其受伤前的工资总额计算即可。问题是那些没有固定工作,靠打工赚钱的人受到伤害后,他们的误工费该如何计算便成了问题。有的按照受伤前其从事的工作计算,有的按照其户籍确定,有的甚至按照陕西省公布的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数额确定误工费;由于计算标准不同,造成案件裁判出现花样繁多的标准;交通费的裁判出现了受害人去同意地点、同以医院住院治疗但交通费裁判多少不一,差距较大的的情况,使得许多案件的当事人到人民法院要求对这种不一致给出他们合理解释。法官对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回答就是“你的案件与其他案件不是一个人判决的”。可是,对于当事人来说,裁判文书都是你们法院出具的,你们法院执行的是一个法律而不是两个法律。由于这些情形的出现,使得人民法院的工作陷入较为被动和尴尬的局面。

        二、死亡赔偿金伤和残赔偿金赔偿对人的适用标准不一致。死亡赔偿金伤和残赔偿金是同一类型的赔偿,只有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出现人员死亡,就要有死亡赔偿金,如果只是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肢体伤残,就会出现伤残赔偿金。按照我国目前的情况,把城镇居民和准城镇居民作为一类人员,适用同一个赔偿标准,把农村居民作为一类人员,适用另外一个赔偿标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赔偿没有争议,问题在于准城镇居民的身份如何确定,他们获得赔偿的依据是非常难确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对准城镇居民身份作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并以城镇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即可视为准城镇居民,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予以赔偿。实践中,哪些人员属于《解释》规定的准城镇居民范畴,是很难确定的。当事人为了获得较多的赔偿,往往会制造出许多让法院和法官都难以判断、难以查明的证据,他们将这些证据提交的到法庭,而法庭又无法查明真伪,对方当事人也难以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否定的证据。最终导致案件裁判出现偏差。有的受害人确实属于准城镇居民,但无法提交有力证据却无法获得足额赔偿,使得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三、鉴定结论内容认定结果不一致。鉴定结论本应该是最公平、最合理、最有效的证据,但我们不看否认一些鉴定结论的非法性。鉴定机构属于社会中介机构,他们基本上都能按照国家相应规范对受害人的伤残情况作出公正的评定,给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帮助人民法院公平处理案件,化解社会矛盾。但有些鉴定机构为了私利,有些鉴定人员为了得到比自己工资收入更高的一些不正当利益,他们在鉴定时随意抬高伤残级别。通常情况下鉴定结论出现问题较多的是后续治疗费、出院后的修养期间、护理级别出现问题较多;还有一些当事人在受到伤害治疗后,已经能够正常活动、从事简单的劳动,他们已经具备了进行伤残鉴定的条件,但他们就是不进行鉴定,有意拖延鉴定时间,以拉长误工时间获取误工费数额。有时候受害人的伤残等情况是大体相同的,但不同的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意见确实大相径庭,南辕北辙,必然出现伤残情况一样,裁判结果不同的情况。对于这些问题,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判断,人民法院认定鉴定意见时很难做出部分认定的结论,大多数是采用鉴定意见,结果出现裁判中的不公平,裁判结果的不一致。

        四、精神损害赔偿金裁判结果不一致。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对精神损害赔偿金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数额标准。首先,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出台的《关于审理精神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04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范围做出了不尽相同的规定,前者将精神损害赔偿金界定在死亡赔偿金等范围内,后者则将精神损害赔偿金单列出来。这就使得法官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金时难以把握,甚至出现不合法的情形或者出现上下级法院认识不一致的情形;其次,精神损害赔偿金没有具体操作的规则设定,基本上都是法官按照自由裁量权对精神损害赔偿金做出裁判。黄陵县人民法院为了做到统一尺度,曾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给付作了规定,根据受害人死亡、伤残过程的过错程度确定了不同的数额,但这一规定却被延安市中级法院考评办认为是损害侵权人利益的做法,甚至认为这样的裁判案件是具有瑕疵的案件。就目前我国法院系统而言,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裁判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凌乱不堪,没有统一的数额标准。同样是受害人死亡,同样是侵权人的过错,有的法院判决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高达数十万元,有的法院则只有数千元。

        五、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排列顺序不一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侵权的直接主体是机动车驾驶人,而车辆的法定车主和实际车主在交通事故中本身并无过错,但在司法实践中有点将驾驶人列为案件当事人并判定其承担责任,有的则将驾驶人排除在当事人之外,没有驾驶人的法律地位。这种不一致的当事人排列,必然地出现不同的法律结果。之所以要把实际车主列为被告,是因为他们是车辆的所有权人,也是车辆的受益人,他们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实质上属于特殊的侵权主体,法定车主往往也被排除在当事人之外。保险公司则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特殊赔偿主体。我们在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时,之所以会出现将驾驶人排除在案件当事人之外,其理由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的“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进行法律适用,而且适用过程中将该条款的前半部分作为依据,即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赔偿后可另行行使追偿权,而没有全面理解该条款的后半部分的内容。无形中放纵了实际侵权人,甚至是保护了实际人,增加了实际车主的诉累;再则,法定车主在案件处理中往往也属于被保护对象,他们不会承担赔偿责任,但他们在车辆的受益中是享有利益的。最高人民法院只是对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车辆的出卖方做出了不承担责任的规定,其他类型的法定车主则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情况是法定车主不担责任,这是不公平的处理方式,也是有违我国民法最基本的公平原则的。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的司法活动应当在目前法律规定不够系统、不够规范、不够明晰的情形下,按照公平原则做出裁判,以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量:

        一、规范执法活动尺度。执法活动是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目的的活动,是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后一道救济途径,也是当事人寻求平等、寻求公平、寻求公正的的唯一合法途径。其他诸如信访等途径在一定范围内也能起到维护合法权益的作用,但毕竟不具有终极的效力和强制力。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执法活动只有实现公正公平,才能得到当事人的满意,才能起到促进和谐,推动发展的作用,也才能起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健康有序发展的作用。毋庸讳言,我们的执法活动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来不公正、不公平的裁判结果,表现出让社会、让群众难以理解的裁判内容。这些问题就是我们的执法尺度不一致造成的。同样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同样是受害人的死亡和伤残,我们做出的裁判结果却不尽相同。同样是生活在党领导的社会,农村居民死亡和伤残的赔偿金比城镇居民的死亡和伤残赔偿金数额要相差30万元左右;同样的伤残程度有却出现相差一个等级的伤残结果,赔偿金数额相差数万元,后续治疗费会相差上千元甚至上万元;误工时间会相差几个月乃至一年多;精神损害赔偿金有的活动了数十万元的赔偿,有的却只有可怜的几千元。这些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实际上还是执法活动的不统一。这不仅对当事人不公平,也造成了人民法院不公平、不公正的影响。所以,我们只有规范执法活动的尺度,让同一类案件的裁判结果基本相同或者相近,而不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要规范必须做到上下级法院的统一,或者一个法院内部的统一,最终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对外树立人民法院公正、公平的良好形象。

        二、规范裁判数额标准。不同案件有其个案的特征,但也有与其他案件相同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法律内容,我们只有在同类案件中找出它们的共性特征,然后形成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才能具有广泛的说服力。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法规赋予了法官较多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自由能裁量机会,加之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居民可支配收入、纯收入和消费支出等不同,职工工资收入不同,必然出现地域性的不均衡。这些不均衡的社会经济状况,按照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必然地出现案件裁判中的数额差异。但一个省级行政编制、一个市级行政编制的经济状况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可这些辖区内的法院在案件裁判中出现的结果常常会不一致,甚至两个相邻的基层法院裁判的案件结果大不一样,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一个法院内部裁判的案件却存在许多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这让法院在群众中的公正性、公平性和执法的严肃性受到质疑,让法院的形象在群众中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应当对同一类别的案件,同一性质的案件和同一实际状况的案件规定一个基本一致的标准,规定一致性的数额限制,使得案件裁判做到同案同判,树立人民法院的执法的公正性。

        三、严格执行诉讼程序规定。法官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主宰庭审活动和案件裁判。要做到执法效果的公正与公平。首先,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把握程序关,理顺法律关系。我们经常说法律关系是每一起案件的“衣领”,只有找准“衣领”并抓住不放,才能理顺案件的其他内容。所谓的“衣领”其实就是法律关系。如果找不到法律关系,那么,办理案件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头绪,没有重点,找不到症结。做出的裁判也不一定会正确,出现的程序性问题必然会导致整个案件纰漏百出,瑕疵不断;其次,准确把握证据关与事实关。我们知道,证据是事实的灵魂,事实是裁判的灵魂。如果我们不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审查证据,审查不清楚证据在案件中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特征,就无法运用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或者无法运用证据推定出客观的事实,那我们在裁判案件时所依赖的事实便有可能是不真实的、不能客观反映案件实际的、与案件不具有关联性、不具有因果关系的事实,裁判结果必然会是不够合法、不够恰当、不够客观、不够公正的;再次,我们应当对法律的理解必须正确,必须符合案件实际。因为我国的法律规范太多、太杂,有时候一个案件裁判时会出现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冲突,会出现此法与笔法的竞合,运用哪一个法律法规似乎都符合案件实际,都具有法律依据,都是能自圆其说的。其实,我们只要对法律规范深刻理解了,我们就能够发现,每一起案件的裁判所运用到的法律法规都是唯一的,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只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去理解法律规定,把特别近似的法律法规运用到案件裁判中,自己都不会发现自己的法律运用出现了什么问题和错误。有时候还会出现片面理解法律的情况,把一条完整的法律规定割裂开来,取其中自己认为有用的部分去作为裁判依据,结果出现法律适用上的错误。我们只要严格理解法律规定的特殊性,才能做到公正公平去裁判案件,去适用法律。

        四、灵活运用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对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法律有没有明确规定,我们又无法运用某一具有明确的规定进行裁判的案件的补充手段。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规和规范也不能确定如何裁判的案件,我们给予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让法官结合现实社会的现实状况,做出在现实生活中符合常理的裁判结果。由此可见,自由裁量权是具有局限性的,是具有严格标准的。这里所说的严格标准是指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可行使自由裁量权,否则,只能依法裁判。司法实践中,我们的一些法官根本就不理解什么情况下可以运用自由裁量权、什么情况下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做出裁判。他们往往随意地运用手中的执法权裁判案件,一旦有人追问,他们便会以自由裁量权去搪塞、去应对,其实他们内心也不了解自由裁量权到底该怎么运用。这里笔者所谓的灵活运用自由裁量权,主要是指,我们在司法活动中,针对具体的法律法规和某些文件的规定,结合案件的实际状况,既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文件的内容进行裁判,又灵活掌握案件事实,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适当变更某些具体死板又不合时宜的规定,做出符合常理但又不违法的裁判,追求法律结果的公正性和公平性。譬如我们在对受害人误工时间的确定上,不能一味地按照“鉴定前一天”这一规定机械地认定误工时间,完全可以结合当事人年龄、体质、恢复所应当具有的适当时间等因素确定误工天数,计算误工费。在鉴定结论认定中不一定全部认定,而应该对鉴定结论中后续治疗费“约需人民币2万元”这样不够确定的数额不予认定,一方面可判定当事人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另一方面可运用自由裁量权酌情认定后续治疗费数额。

        总之,机动车交通事故类案件的裁判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的不统一,存在许多的随意性,导致许多让当事人和社会对人民法院的不满意。只有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加以改进,坚持民事案的件公平原则,必将会使此类案件的裁判得到全社会的认同,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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